解码华人社会的防疫经验：政府动员、社会参与和科技手段

截至3月21日24时，中国（包括港澳台）累计确诊81498例，其中，台湾地区累计确诊153例，香港地区为273例，澳门累计确诊18例。新加坡累计确诊385例，疫情控制也较为得力。虽然在疫情防控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四地华人社会的防疫政策却有所不同。对四地防疫政策进行比较，将有助于取长补短和互学互鉴，进一步提升防疫效率和效果。当然，疫情防控涉及方方面面，本文主要针对疫情防控中政府部门使用的政策措施和科技手段进行比较。

四地华人社会防疫大比拼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专家考察组对中国防疫工作给予高度肯定，组长Bruce Aylward称赞中国所采取的“全政府、全社会”的防控策略是“有史以来最恢弘、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各级政府部门行动果断和政策得力，全社会有强大的集体意愿去配合和支持防疫，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助力防疫，这些都使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与此同时，在国内疫情得到基本防控的同时，政府部门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并向其他国家大力输出中国防疫能力。

新加坡政府在疫情防控初期被人们视为“佛系”，但是实则“外松内紧”。早至1月2日，在新冠肺炎尚未命名时，新加坡就已对从武汉而来的旅客进行卫生提示，要求他们在出现症状时紧急就医。政府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疫政策，既确保了疫情得到控制，也使民众的生活和经济的运行不至于受到太多干扰。新加坡疾病暴发应对系统分为四级，直到2月7日才从三级（黄色）上调为二级（橙色），目前仍未启动最高级的红色警戒。直至3月22日，新加坡政府才决定从3月23日开始“封国”，短期访问的境外人士将不允许入境或过境，以便于集中精力投入到本国居民的防疫保障。

中国香港地区在2003年非典时期受到较大冲击，痛定思痛，政府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动作迅速，并在疫情初期就采取了很多严厉措施。特别是在入境人员管控方面，香港政府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全面封关”政策，而是从1月30日就开始推行限流政策，逐步减少内地入境关口数量并加强强制检疫。2月7日，香港政府宣布从2月8日起，要求内地入境者接受强制检疫14天。如有违者将视为刑事犯罪，可被判坐牢6个月并罚款2.5万港元。当然，同其他三地相比，香港防疫面临的挑战不小，比如2月4日就发生了医护人员罢工事件。

中国台湾地区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响应速度很快，当地政府并没有因为春节旅游旺季而延迟防疫，这为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奠定了基础。台湾当局成立以“疾管署”“卫生福利部”等部门为主要成员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根据防疫需要在1月20日、1月23日和2月27日将防疫等级分别提升至三级、二级和一级。2月25日，台湾当局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严厉制裁囤积、哄抬防疫物资、散播谣言等行为。如果居家隔离者违例外出，最高可处100万元新台币罚款。

四地华人社会居家隔离政策比较

四地政府推行的疫情防控政策在多个方面有所不同，考虑到目前疫情防控主要集中在外防输入环节，所以本文主要就此进行比较分析。目前四地都要求境外人士在入境时进行为期14日的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但是在具体做法方面却有不同。这些不同做法的背后，反映了政府要平衡疫情防控效果、经济运行、社会稳定与个人隐私保护，并视本地医疗、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

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从监控工具、检查方式、处罚力度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对四地政府的居家隔离政策进行比较。

表1 华人四地的居家隔离政策比较

中国大陆加强跨省份流动人员和入境者的隔离观察，并通过“健康码”“疫情防控行程卡”等技术手段进行管控。这些技术的背后是电信运营商、交通部门和互联网公司等之间的通力合作，使每个人的足迹、密切接触情况都有迹可循。与此同时，社区管理人员加大对居家隔离者的管控，通过网格化管理织就一张疏而不漏的防控网。但是，政府部门并未明确如何对违例者进行处罚，处罚的力度也有待提高，所以在警示和震慑效果方面还有待强化。与此同时，疫情初期发生了部分湖北籍人员信息泄露问题，中央网信办为此专门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

新加坡从2月18日开始向居家隔离者发出具有法律处罚效力的《居家通告》，此前为员工休假通知。如果违例，将最高处以6个月监禁和1万新加坡元罚款（约5万元人民币），外国人则解除劳动合同并驱逐出境，永久居民也将被取消居留权。违例者的所在企业也将受到牵连（“连坐”），政府会削减或取消其雇佣外国人的配额。政府部门通过电话、家访等方式进行每日突击检查，确保居家隔离者不得违例。3月21日，新加坡卫生部推出了名为“共同追踪”（TraceTogether）的手机应用程序，据其网站显示已有55万用户下载使用。这款以社区为中心的密切接触者追踪工具，通过蓝牙来收集用户数据，可以确保个人隐私受到保护。

中国香港地区也将违例外出的居家隔离人员视为刑事犯罪，最高可以罚款2.5万港元（约2.3万元人民币）并监禁六个月。政府部门严密防控居家隔离者，除了抽查家访，还派发电子手环进行监控。手机和手环仅有追踪功能，没有GPS定位功能并不会收集个人资料，因此可以保护个人隐私。

在中国台湾地区，居家隔离人员如果违规出门，将面临最高新台币100万元的罚款（约23.4万元人民币）。此前，已经有一名违规者出门后玩“失踪”，被政府顶格罚款。最初，为了防范擅自出门，居家隔离者需要使用带有GPS定位功能的专用手机。但是由于供不应求，政府很快就改为手机应用程序进行电子监控。一旦居家隔离者擅自外出，手机就会发出警报，并会被政府部门掌握。

无论采取哪种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确保居家隔离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们的行踪可以得到精准及时的管控。中国大陆对居民的手机实名制使手机信号可以作为人员追踪依据，而广泛使用的微信、支付宝等手机应用程序，则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共享数据，也为多维核验提供了依据。与此同时，民众普遍能够接受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也为“健康码”等技术的快速普遍推广提供了可能。

相对来说，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民众对个人隐私保护高度重视，相关方面要想采集个人资料，往往面临较大挑战。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电子手环，只具备防疫追踪功能，却无法定位居家隔离者。电子手环是一次性使用，造价也不高，居家隔离者用完割断即可。之所以新加坡推出手机应用程序，同当地多家电信基础运营商的数据未能共享有关，也同政府要确保个人隐私得到保护有关。当然，新加坡的这个手段要想达到防控效果，必须有足够多的人下载和使用，才能使密切接触者能够得以追踪。

华人社会疫情防控的共同之处

总体来说，四地华人社会在疫情防控方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共同之处。

首先，2003年非典疫情对四地的冲击都较大，这令华人社会都有惨痛的记忆，也都能够汲取教训并加强疫情防控能力建设。

共同的历史记忆使人们都不想重蹈覆辙，因此在疫情防控方面也能够引发政府的警觉并唤起民众的共识。与之相比，欧洲的一些国家在疫情初期将新冠肺炎视为普通的流感，没有对其足够重视和高度警觉，致使疫情防控被动低效。

其次，四地华人社会都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这使得广大民众能够团结一心共同防疫。虽然都会受到西方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四地仍然保持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人们更加懂得对集体和社会负责，也能够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做好防疫工作。人们能够理解、配合和支持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甚至会为此而做出必要的牺牲，这为疫情防控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再次，政府都对民众的健康负责，并有较强的社会管控和动员能力。尽管会有出发点和程度差异，但是四地在疫情防控方面都能以民众的健康和安全为第一要务，并采取相关措施加强疫情防控。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社会文化和法律政策都深受英国熏染。但是，当英国政府推出“群体免疫”这样不负责任的防疫措施时，新加坡政府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政府普遍是“发展型国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力度都较强，这使政府能够在疫情防控时可以较好地动员和管控。

最后，四地医疗卫生体系都较为健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专业保障。盘点四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诊疗情况，可以看到死亡率都较低，而治愈率都较高。这背后是医疗卫生体系的强力支持，特别是社区诊所和基层防疫力量发挥了显著作用。基层诊所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医护人员做好自我防护，并能够及时准确地将疫情上报，才能使防疫工作精准高效。从四地医疗卫生部门的表现来看，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疫情防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疫情随时在变，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并没有最佳的疫情防控政策，而只要最合适的防疫策略。但是，盘点四地华人社会的防疫政策，特别是对居家隔离者的防控措施，我们可以看到相互之间都可以取长补短并互学互鉴。至关重要的是疫情防控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政府需要同时兼顾经济运行、社会稳定、隐私保护等其他方面，如此才能实现动态平衡。

（作者马亮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