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章黑产链调查：有人两年卖出数百枚 江苏东海成制假章重灾区

近日，腾讯和老干妈之间的一场“欠款”风波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后经警方调查，1624万元的“欠款”竟然是三名犯罪嫌疑人伪造“老干妈公司”印章、冒充该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从腾讯处骗取而来。

7月3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发消息表示，检察院对“老干妈公司”被伪造印章案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值得一提的是，曾被伪造印章蒙蔽的大企业并非只有腾讯。

2016年，上市公司美的集团就曾被“萝卜章”骗走十亿元理财资金。据报道，美的集团下属合肥美的冰箱公司于2016年3月购买了理财信托产品，规模10亿元，放款后两个多月，美的方面发现，无论是银行兜底函、行长盖章，还是资金流向的3家公司授信资料，均为伪造，资料上加盖的公章也是非法私刻的。

大案背后，一枚小小的“萝卜章” 至为关键。

买方市场大，QQ和淘宝上均有假章卖家

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扬介绍，假印章俗称“萝卜章”。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在刘扬看来，“萝卜章”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还是因为存在很大的买方市场。

法治周末记者调查发现，“萝卜章”黑色产业链仍然存在。

在QQ上搜索“印章”二字，即出现很多相关QQ群。法治周末记者加入一个名为“印章&公章”的6人群后，便有人私聊告知：办一枚公章，收费80元，只需提供“章的尺寸、上面的文字和数字即可，包邮”。

法治周末记者在某QQ群中的聊天截图。

据了解，各地公安机关对刻制公章等印章手续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均需提供相应的证件材料，如企业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等。

北京一家印章制作公司销售经理吴建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北京，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工商局会为新注册的公司免费送章，章都是由正规的刻章公司刻好后送达工商局，费用是工商局买单。因此，公司现在接的刻章业务只有两种：补章或因变更公司名称换章。

吴建军介绍，在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章遗失的情况下，应到有公安局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印章公司进行补章。相关程序是：先在报纸上发布遗失声明，然后由法人携带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到刻章公司与公安局联网系统进行联网拍照备案。

除了QQ上的假章卖家，淘宝上还能找到各种“印章材料”和可用于刻制印章的“刻章机”等商品。当法治周末记者向卖家询问用“刻章机”刻公章是否需要在公安备案时，得到了“机器拍下就可以发货”的答复。记者再以要“刻公章”为由询问，卖家随即发来了视频教程，并承诺“包教包会”。

淘宝上能找到各种“印章材料”和可用于刻制印章的“刻章机”等商品。网络截图

一个月内破获两起“贩卖假证假章案”

法治周末记者获悉，不久前，河北省三河市公安局燕顺路派出所在一个月内破获了两起“贩卖假证假章案”。

2020年6月18日三河市公安局官方公众号平安三河发文：燕顺路派出所民警在燕郊某村一出租房内将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犯罪嫌疑人仇某抓获，将其带回所内进一步审查。

经讯问，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犯罪嫌疑人仇某（男，45岁，江苏东海县人）如实交代，自2018年以来，在燕郊地区非法出售各类假证假章。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在《法制日报》2018年12月的一篇报道中，北京警方也曾成功破获一起制贩假章假证案，刑事拘留125人，行政拘留20人，现场起获大量假证和假章。

上述报道指出，燕郊假章假证原材料供应商仇某某及同伙从浙江温州大量购买原材料，即证件印章的半成品，存储在居住地附近的仓库内，再分销给北京的二级经销商。案件中的仇某某，男，36岁，江苏东海人，2004年就曾因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罪被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姓“仇”的犯罪嫌疑人，都来自江苏东海，这是否只是巧合？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三河市公安局燕顺路派出所的办案民警。

燕顺路派出所民警张良告诉记者，目前已被刑事拘留的仇某并没有前科，其跟上述北京案件中的仇某是否有亲属关系仍待查明。本案中的仇某也并非一级制售商，他只负责招揽客户，往外销售，抓捕时现场发现的印章都是成品。

但张良也指出，制贩假章假证类案件确呈现地域性犯罪的特点。他说，“江苏东海是制贩假章假证的重灾区。当地警方打击力度大，制贩假章假证人员在本地更容易被抓，因此此类犯罪人员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便于隐藏，也便于销售，并容易拉拢客户。”

在燕顺路派出所民警王晓晓侦办的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陶某同样来自于江苏东海。

民警在燕郊开发区方舟广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时，通过现场搜身发现其随身携带了一枚伪造的三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章。

两年间，他卖了几百枚假“公章”

仇某供述，2018年起至今已卖了几百枚公章，但具体数字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张良介绍，刻章买卖“出货”快，只要有机械设备就可实现，客户量很大，嫌疑人往往能谋取巨额利益。

办案民警还发现，此类犯罪显示出一些新特点。比如，这两起案件中的仇某和陶某都只负责在中间环节倒卖假章假证，他们从上家拿货之后，然后再给下家发货，自己并不负责制作。

而由于他们的“上家”联系方式并不固定，经常变换微信号，这给警方调查“萝卜章”黑色产业链的源头带来一定困难。

燕顺路派出所民警缴获的假章。

此外，仇某等招揽客户的方式，也从之前的“街边发小广告”发展到了通过网上发贴、发朋友圈，在微信加一些微信群，在群里边发广告等。“他们的防范意识也比较高，一般做成一笔交易就删除一批联系人”。

对此，刘扬分析，伴随着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的广泛应用，伪造印章的行为已经形成了复杂、隐蔽的产业链，给打击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制假团伙内部，往往也是分工明确，相互之间层层设置“防火墙”：有在网上招揽顾客的，有中介机构牵线搭桥的，有负责排版设计的，有负责原材料采买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整条产业链连根拔除。

此外，伪造印章的技术也越来越高，假印章很难被文件接收方发现。例如，激光雕刻打印技术、矢量图技术等，使得假印章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加之电子印章的广泛普及应用，使得“萝卜章”愈发泛滥。

买假章的人各怀心思

燕顺路派出所所长纪宏图在接受采访时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河北省公安机关开展“亮剑2020”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对“三假”（即假证、假章、假公文）的打击力度加大。燕顺路派出所专门派出几名队员对相关线索进行深挖，一个星期之内连续打掉了两起“三假”犯罪。

“明知是假章假证还进行购买的，我们会对其进行行政拘留处理。”王晓晓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王晓晓通过犯罪嫌疑人陶某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发现最近有数人先后从陶某处买了公司印章，还有一人购买了建筑施工特种行业许可证等。

王晓晓介绍，此案中，三个违法嫌疑人购买假章的原因并不相同。

一个是在家带孩子的老人，想办一个假的户口本，“方便孩子上学用”。一个是某公司的高管，称公司印章丢失，如走正常手续报备“审批很麻烦”，想着“图个方便”，便通过陶某买假章。“200块钱，两三天就给刻好了”。还有一人，是要“办理”建筑施工行业用到的“技工证”。

王晓晓指出，制售假章假证是暴利行业。根据客户是否加急等要求，一个章可以卖到200元到300元，而“技工证”类证件则可以卖到500元到800元。而假章和假证的制作成本非常之低。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春杰指出，假证假章买家 “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实施诈骗等犯罪，伪造印章是完成犯罪的环节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多影视项目涉嫌诈骗，就正是利用了假章或假证明，张春杰说。

他总结，影视行业私刻萝卜章或私自PS（修图）变造印章的案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情形：为吸引投资方投资，融资方工作人员谎称自己投资了某电影，擅自私刻公章，出具假协议给投资人看，以让投资人参与投资；为获取非法利益，发行人员伪造国家公文并冒充上级国家机关向下级国家机关推销电影票牟利；面对投资方的催促，电影出品方给投资方出具变造的《电影备案回执单》《影片公映许可证》；为吸引个人投资人投资，融资方声称已经聘请了某明星参演，拿出伪造的聘请合同。

刘扬补充说，现实情况下，极少数公司、企业允许自己的员工使用“萝卜章”。从民事角度来讲，“萝卜章”并不当然导致协议或合同无效，因此民法中规定了表见代理（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无权处分、善意第三人等，旨在探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有的公司体量较大，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使用印章流程复杂，为提高效率，公司对使用‘萝卜章’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这种不规范的行为最终也导致了一系列民商事纠纷。” 刘扬说。

他认为，应从源头着手消灭假印章的生存土壤。例如，提高印章和电子印章的防伪水平，加快推进各行业、各系统数据库的深度融合，充分运用区块链技术，发挥其可溯源的特点，实现方便、快捷、准确地认定印章的真实性，让“萝卜章”无用武之地。另外，目前打击假印章，主要还是靠被害人报案和公安机关主动查处，应建立假印章发现、查处的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刘扬还指出，假印章的使用背后往往都伴随着民商事纠纷，因此公安机关立案相当谨慎，即便立案，往往也是仅处理嫌疑人，受限于工作机制不够健全的影响，往往很难进一步深挖犯罪，打击整个产业链。

他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跨省市、多部门、网上网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打买方、打中介、打源头，从而彻底铲除萝卜章这一危害巨大的社会毒瘤。

文 |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郑超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编辑 | 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