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安倍辞职的IBD肠炎 在中国病例数曾十年增长24倍

NHK安倍辞职报道的截图

这是一种慢性疾病——经常性的腹泻、恶心、腹胀，虽然与许多其他肠病的症状极其类似，但它无法治愈，整个肠壁广泛炎症、溃烂，严重者会无法进食。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 10 年来它的病例数增长超过 24 倍。

对这种神秘的疾病，我们尚知之甚少，它的成因，该如何治疗，目前都还尚无定论。我们唯一知道的比较清楚的是，IBD 有两大‘风险因素’：一是年轻，二是富裕。

肠子的烦恼

29 岁那年，在一场可能会切去结肠的手术前的最后几天，亚当斯还在绝望地寻找着能够不需要这场手术就治愈他的克罗恩病的方法。

被诊断为克罗恩病时，亚当斯 23 岁，当时他是个冲浪选手。他 19 岁入选为职业冲浪者，但表现一直不太稳定：有时在世界级锦标赛上表现优异、名列前茅，有时却在赛场上双腿打颤、孱弱地像个冲浪菜鸟。之前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心理素质不过关，或是因为饮食的原因。直到被确诊，他才意识到，长久以来影响比赛成绩的的反复发热、时好时坏的腹痛、腹泻原来都是这种病在作祟。

确诊后就是不停地看病、医生开出新处方，症状缓解一阵，药物失效，症状回来，又去看医生。‘发病毫无规律可言，这一分钟还是好的，下一分钟说变就变……尴尬，痛苦。’

亚当斯的克罗恩病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简称 IBD）的一种，除了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简称 CD），IBD 还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简称 UC），另外还有 5~15% 难以被确定是 CD 还是 UC 的‘不确定性结肠炎’（IC）。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医学界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这种疾病的存在。

IBD 这病有两大‘风险因素’：一是年轻，二是富裕。大部分疾病欺凌穷困年老者，IBD 却另辟蹊径——发病者往往年富力强，社会经济阶层也较高。这病最早流行于发达国家，19 世纪始于北欧和英国，20 世纪初传入美国。在那些国家，最初，这种病的发病率城市高于郊区，较高社会和经济阶层的患病率也比较高，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越来越普遍，不再有这种城乡或是阶级差异。到了 20 世纪末，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刚富裕少许，IBD 也立刻来袭。

在2016年年末，《自然》杂志的报道《IBD，崛起在东方》中，亚太克罗恩病与结肠炎流行病学研究 （ACCESS） 领导者黄秀娟说，IBD 的病例数量在‘爆发式增长’。香港的 IBD 发病率从 1985 年的百万分之一，升到了 2014 年的百万分之三十。而中国国内的流行病学调查则显示，近 10 年来我国炎症性肠病（IBD）的总病例数增长超过 24 倍。

无法治愈

IBD 患者最常见的的症状就是腹痛腹泻。克罗恩病的特点是整个肠壁广泛炎症，这会造成肿胀甚至梗阻，梗阻又带来腹胀、恶心和呕吐，严重者会无法进食。肠道炎症还会造成食欲减退，于是克罗恩病患者往往因慢性营养不良而瘦弱不堪。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倒没有那么多梗阻症状，但由于结肠壁血管炎症造成了广泛溃烂，于是他们会频频排出粘液与血便，严重者甚至会一天这样腹泻六次以上。

这种疾病极其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偏又往往在青壮年发病。二三十岁本是最前途似锦的年纪，克罗恩病的发病高峰却恰在此时。他们往往每天都被病痛折磨，难就业更难成家。在欧洲，8~10% 的 IBD 患者完全无法工作，56% 的 IBD 患者只能兼职无法全职。就业困难又带来经济压力，对于本就需要支付高额医药费的 IBD 患者来说，这就是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林格是一个罹患 IBD 的姑娘，结束第二次肠切除手术后，这姑娘做了一个决定，她打开摄像机，录了一段视频放到 YouTube 上，视频里，她说：患了 IBD 的人看上去很健康，像正常人一样，然而，事实上这种病像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作，你也因此没法为未来做一些计划。你周围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你，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到你。在林格最近为 Nature 拍摄的 IBD 宣传视频中，已故的消化系统疾病权威乔瑟夫·基尔斯纳的学生鲁宾出了镜，他说：‘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

更雪上加霜的是，虽然是一种写入了内科教科书的疾病，IBD 在临床上却是一种难以确诊的疾病，因为许多其他肠病的症状与 IBD 极其类似，肠结核的症状甚至与 IBD 的症状近乎完全相同。西京医院消化内科的罗贯虹医师就遇到过许多求医经年的病人，他们饱受腹泻腹痛的折磨，不得不一次次验血验粪造影，复查上好几次肠镜和病理，接受好几轮不同的治疗，一项项排除掉其他症状相似的肠病，才能最终被确诊。即使确诊也不能让人松一口气，疾病复发的阴影将终身笼罩着他们今后的人生。

太讲卫生的疾病？

直到现在，IBD 的病因也没有完全查清。目前的共识是，IBD 发病与遗传、免疫、微生物和环境因素都有关。

遗传显然是个因素，IBD 患者的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同样患上 IBD 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 30~100 倍。同卵双胞胎同患 IBD 的几率也显著高于异卵双胞胎，丹麦研究者甚至发现，同卵双胞胎的克罗恩病一致率可高达 58.3%。近年来的基因组研究也找到了超过 163 个 IBD 易感基因位点。毋庸置疑，即使身在同样的环境里，有些人的先天遗传就是更容易患上 IBD。

但遗传又远远不是全部。东方这几年的 IBD 发病率迅速增长，显然不能归结于东方人基因突发大规模变异。更具说服力的例子来自移民研究。南亚本是 IBD 低发区域，但 2015 年加拿大东安大略省儿童医院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南亚至加拿大的移民子女的 IBD 年发病率（60/百万）迅速赶上了当地居民子女的 IBD 年发病率（72/百万）。更令人意外的是，移民自身抵达加拿大的年龄会大大影响 IBD 发病率。移民时越小， IBD 发病风险就越高。移民时的年龄每大十岁，IBD 的风险就下降近 10%。

很显然，某些后天因素起了作用。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肠道应该能免疫耐受肠内的正常菌群。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随之改变的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我们肠内的菌群。

有一种‘卫生假说’认为，富国儿童自小就没怎么接触不卫生的环境，结果导致免疫系统‘练兵机会不足’，长大后容易大惊小怪，将无害或低害的抗原也当成大敌过度反应，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于是慢性免疫系统疾病就越来越多发，IBD 也是其中一种。

美国塔夫茨医学中心的乔尔•韦因斯托克（Joel Weinstock）是卫生假说的支持者。他认为，从前人们住在脏兮兮的屋里，食物露天放置，好一阵才洗一回澡。如今我们的房子一尘不染，食物放进冰箱，每天早晚洗漱。结果是什么呢？许多蠕虫曾经寄生在人类肠内，为了自保，在演化中学会了阻止我们免疫系统活化的本领。如今我们几颗驱虫药下肚，就将蠕虫统统驱逐。而我们的免疫系统曾经对肠内的常驻细菌安之若素，如今却将它们视为必须彻底清除的危险之物。免疫系统持续大开杀戒，肠内的炎症与溃疡也就永无休止。

研究也显示，IBD 患者与正常人群的肠道菌群并不相同。抗炎性的微生物减少，促炎性的微生物增多。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减少，肠球菌与黏附侵袭性大肠杆菌（AIEC）则增加。IBD 患者里 30% 检出有细菌穿透了粘液层，正常人里只有 3% 检出。慢性克罗恩病患者的回肠黏膜里有 21.7% 检出了 AIEC 菌株，正常人的对照组里则仅有 6.2% 检出。这些菌群改变可能与饮食结构改变有关。我们吃的脂肪越来越多，纤维越来越少，慢慢就‘饿死’了需要纤维的益生菌，让促炎性细菌趁机坐大。美国护士健康研究 （NHS） 的数据显示，那些每日摄入 24 克纤维的女性，患克罗恩病的风险是每日摄入 12 克纤维者的 60%。还有研究显示，多吃蔬菜水果，提高纤维摄入量，可以让 IBD 患者不那么容易旧疾复发。

还有些其他可能因素，比如一些药物会损伤肠黏膜的屏障功能，增加 IBD 风险。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会伤害肠内的菌群生态，增加 IBD 风险。切除阑尾则好坏掺半，能降低溃疡性结肠炎的风险，却会升高克罗恩病的风险。吸烟与切阑尾相仿，能降低溃疡性结肠炎的风险，同时大大升高克罗恩病的风险，原因却不明。另外，医疗水平进步，肠镜广泛应用，可能也提升了 IBD 的检出率——有些 IBD 患者并不是现在才出现，只是现在才被看见。

当你的肠子变成你的敌人，切掉也许不是坏主意

1859 年，英国的第一例纪录在册的 IBD 患者，从检出到死亡只用了三个月。对今天的 IBD 患者来讲，现在的好消息是这个病的死亡率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如今的英国，死于 IBD 者大多是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2007 年一项 meta 分析显示，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与正常人群无显著差异。克罗恩病患者的死亡率略高于普通人群，主要是因为发病多年后，胃肠道癌变率升高所致。但无论如何，IBD 患者的十年生存率超过 95%。

对壮年 IBD 患者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活下去，在于活得有质量。2004 年，德国研究者调查了 IBD 患者的生存质量（HRQOL），发现患者年龄越大，生活质量反而越好。25~34 岁的患者生存质量最差，他们大多因为这个疾病改变了职业选择、人际交往和作息规律，疾病对他们的人生打击最大。

在确诊后的漫长日子里，他们需要面对 IBD 的极高复发率。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里 80% 会慢性复发，有 20~30% 在多次复发后不得不手术切除部分肠道。克罗恩病的复发率更接近 90%，70% 患者在确诊后 10 年内病情迅速恶化。甚至有一种残酷的说法是，只要随访时间足够长，总会看到克罗恩病复发的。目前所有的治疗手段，都只是延缓复发来临而已。当然，这里的比例都是来自西方的手术比例，IBD 在中国的手术率并不高，有些人即便药物副作用，生活质量极低，也仍然坚持使用药物而非手术，还有人因为不重视溃结的结肠癌筛查，患上了结肠癌而丧失了手术机会。

在学术上，IBD 与抑郁症的关联也同样是对这种疾病研究的一个重点之一。高复发率，带来极高的不安全感和沉重的医药费负担，再加上疾病本身带来的苦痛，IBD 患者的抑郁发生率很高。2014 年，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调查了 465 例 IBD 患者，发现其中 23% 有中度甚至重度抑郁症，远高于普通人群里 8% 的抑郁率。国内数据也显示，IBD 患者里半数有疲劳、睡眠障碍等抑郁症状。目前的研究并不认为抑郁会直接导致 IBD，然而，抑郁确实会加重症状，并造成 IBD 患者不配合甚至放弃治疗——这会导向疾病的恶化与复发。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亚当斯的故事吧，那位冲浪运动员寻找了各种疗法，甚至做好了去澳大利亚进行肠道菌群移植的准备——那需要服用从健康人粪便中提取的菌种——却因为病情实在严重，在医生的建议下，结肠切除手术如期进行。当你的肠子变成你的敌人，目前看来，我们唯一的办法也只好把它切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