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多位在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现,网络借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周转生活窘境,但不受控制的网贷也可能让他们迷失在高消费的负债陷阱中。
网络借贷成为备用钱包
每天坐地铁回家时,小安经常能在地铁通道看到网贷平台打出的灯箱广告,作为曾经的网络借贷消费者,她对网贷产品铺天盖地的花式广告的情感更为复杂。
小安使用网贷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为了交学费。早年家庭贫困的小安在安徽农村读完初中后便结束学业,并于2014年和同乡前往上海打工。做过服饰厂制衣工人、餐馆服务员、超市售货员等工作的她,深刻体会到“学历这个敲门砖是多么重要”,急切地想要提升自己的学历。
不安于现状的小安想要突破头顶的天花板,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当时身边的朋友有人认为我是异想天开,也有人很支持我。”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安在上网时看见提升学历的弹窗广告:通过学习,毕业后可以拿到大专学历,这让她动了心。
2018年秋季学期之前,小安使用分期付款平台一次性付清1.6万元的报名费,拿到了机构发放的学习教材,也感到了每月还贷的压力。但小安认为,“大专毕业后还可以再申报成人本科,这让我觉得这些报名费都是值得的,日后可以挣回来。”
和小安一样,网络借贷也为古田缓解了在老家贷款买房的燃眉之急。一年前,古田和在深圳电子厂打工时认识的妻子回到湖南老家结婚。今年6月,古田的妻子怀孕,小两口决定在老家的市区买一套大房子,把父母也接过去住。
尽管贷款买房是当前很多年轻人的选择,然而如何还上每个月的房贷也成为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古田的妻子已辞职在家待产,孩子的到来让他开始重新考虑消费计划。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每月收入4000多元,房贷3000元,还有生活费,孩子出生后也有很大花销。所以,想到先用网络贷款缓和一阵。”
花钱变得难以控制
在电子厂打工期间,古田的月薪在4000元到5000元间浮动,加班多的情况下才能拿到更多的报酬。他坦言,过去缺乏存钱的意识,导致现在非常懊悔,难以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保障。“单身的时候除了给父母寄点钱,剩下基本都用来打游戏、买衣服鞋子,偶尔还有人情开支和送礼,存不下钱。”
妻子待产后,家里的收入来源只剩下古田一人。考虑到已支付的彩礼和买房这两项大笔开支,以及每月的房贷、孩子出生后的各项费用,古先生只能选择网贷提前垫付。“现在父母可以帮衬一些基本家用,网贷也只是短期计划,最重要还是能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
没有攒下多余的钱,也是小安选择网贷的主要原因。尽管已经在上海务工4年,但一下掏出1.6万元的学费仍让小安犯难。“在没有负债之前,每个月要寄一半的工资给父母用来盖房子、治病,以及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剩下的工资收入则用来支付在上海的房租、化妆品、以及请朋友吃饭等费用”,小安表示自己早已成为“月光族”。
吴倩虽然没有投资学习和房产的大额开销,然而对她来说,“女孩子在吃穿、化妆品上的花销也是一种投资”。毕业后,吴倩留在北京工作,到手的工资让她有了更多经济支配的满足感,也在花钱上越来越难以控制。
“现在消费主义盛行,打开什么软件都能实现支付一步到位。工作后我又迷上了化妆,大部分网贷都花在了化妆品、旅游、高档电子产品上。”两个月之内,吴倩就摸清了各类网络借贷平台的借款额度、还款日期和规则,开通的相关借贷账户达10多个,都是用于日常的购物、餐饮等消费。
防止网贷成为无底洞
从2019年7月至今,每个月还钱再借、借了再还,等吴倩反应过来时,累计待还款金额已经达到8万元,其中1万多元都是利息。“这种负债带来的不仅是生存压力,还有情绪上的焦虑。我想到自己的父母在老家省吃俭用,就非常内疚,特别是还不上的月份就更加难过。”
“父母帮我垫付了一些欠款,剩下的我慢慢还,预计年底可以清空。”吴倩回想起来,那些所谓的身外之物的投资,其实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还加剧了消费欲望。如今换了一份工作、涨了工资的她打算从头开始。
小安的学历提升计划也没有如她预想的美好,向机构支付学费两年后,她逐渐醒悟到这份买来的学历并没有提供真正的知识,反而让她因为负债而不敢轻易离职。房租、日常消费和寄回家的费用摆在眼前,小安不得已用以贷养贷的方式维持生计。
“很多网贷平台我都使用过,每期本金加利息最后会变成大额数字,最后把工资掏空都供不起,只能各个平台以贷还贷。”小安说。
疫情期间,小安看到朋友在家里利用电脑技术接到很多业务,既能远程工作又能挣到可观的报酬,于是咬牙花了6000元报名线下的平面设计和后期剪辑课程。“我知道这会短期内加剧负债,但我已经重新规划了每个月的消费,省吃俭用把借贷的钱花在刀刃上,相信会有回报的。”小安说。
中南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理性的超前消费才是合适的消费,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理财观念与相关知识培训,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网贷消费为其生活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使用借贷之前有详细的还款与存款计划,并寻求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
盘和林还建议,相关部门既要完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帮助其培育良好的金钱观念,对其消费预期进行引导,还需要对引发高杠杆率、诱发犯罪的消费贷,使用经济(信贷政策)和法律手段加以规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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