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调查：半年新增500家互联网医院 它真的叫座吗？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联合健康界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互联网医院真正能实现有效持续运营的屈指可数。

以海南省卫健委公布的互联网医院运营数据为例，海南省58家公立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院，真正开展互联网诊疗业务的仅有11家，其中还有3家诊疗人次不超过20人，几乎超过90%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用的状态。

崔勇，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调研报告参与者。事实上，因为疫情原因，2020年互联网医院的运营情况要比2019年好了不少，但平均每天也只有55人次的线上诊疗量，相比线下门诊，显得十分冷清。

患者对互联网医院在线复诊的服务不太买账，那么知名大医院和基层医院之间架设的远程会诊平台情况如何呢？

在全国心电医联体联盟的远程会诊室，专家们正在对来自河南、安徽和北京三家基层医院的疑难病症进行会诊。像这样的远程会诊，平台已经开展了三年多时间，但是还能坚持多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郭继鸿也不确定。

维持，是郭继鸿见到记者后，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因为郭继鸿他们的远程会诊一直是免费的。平台开设三年多以来，联合北京三甲医院，与全国各地449家基层医疗机构合作，远程分析了22万多份心电图，平均每天分析200份以上心电图。

因为目前国家对远程医疗服务没有明确的定价制度，远程医疗服务的费用由谁来付、付给谁、付多少，都不明确，所以只能一直免费。但随着加入远程医疗平台的基层医疗机构数量不断增加，需要会诊的病例越来越多，郭继鸿他们也越来越吃力。

马涛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分析心电图的医生能有一些收入，经过协商，目前每分析一例心电图，平台收取基层医疗机构心电检查费用的四分之一作为分析费，大概40到50元，这些钱全都支付给分析心电图的医院和医生。

而会诊平台则自掏腰包支付每年100多万元的运营人员工资和房租，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入不敷出。

远程医疗服务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难以持续，但是基层患者的疑难病症还亟需解决，郭继鸿他们目前只能继续坚持公益会诊。

面临远程医疗费用困境的不仅是会诊的专家们，基层医院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天津蓟州区人民医院早在2016年就跟中日友好医院连接了远程会诊平台，五年时间过去了，会诊的病例却寥寥无几。

李继东告诉记者，目前的远程会诊都是各家医院自主定价。他们跟中日友好医院签订的远程会诊协议显示，不同职称的医生、不同病症和不同时间的会诊价格，分别在几百到两千元之间不等。

相比于患者到北京看专家号的费用来说，这些会诊费用并不高，但是很多患者宁愿自己跑到北京舟车劳顿，也不愿意为远程会诊买单。

远程医疗，看起来很美，现实却很骨感。医保问题、资源共享、费用支付，一道道难题摆在面前，但基层患者的病却不能等。为此，一些医院也在做新的尝试。

目前，神木县基层医疗机构的患者如果想找陕西省内大医院医生进行远程会诊，已经可以报销部分费用。而向北京大医院申请远程会诊的费用，超出陕西省内定价部分则由神木市的政府财政专项支持。

为了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而互联网医院的功能本来就是要减少患者跑腿，不能开放互联网首诊成为限制互联网医院发展的一个难题。医生们也正在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刘国梁，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正在视频会诊的是北京双井第二社区医院的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在社区医院做的检查可以通过系统上传给刘国梁，社区医院还可以利用数字听诊设备，实时将患者的呼吸声音传给刘国梁听。

这样刘国梁就可以了解到患者的真实情况，跟去门诊面诊效果几乎是一样的。患者有了这次联合门诊记录以后，就可以在线上复诊，挂刘国梁的号。

不单单是社区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联合门诊也开设到了医养结合机构。数字听诊器和皮肤镜这样小巧轻便的神器，解决了不少前端检查的难题。

北京的一家医养结合机构里的医生只需要把患者检查的信息上传给中日友好医院，医生就能判断出老人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省去了老人来回折腾的麻烦。

为了更好地方便患者，中日友好医院正在和药店进行协商，希望解决线上复诊开药后，患者必须跑回医院拿药的问题。

[半小时观察]互联网医疗还需疏通堵点

2018年国家卫健委第一次明确了互联网医院准入管理政策，短短几年，互联网医院就实现了从个位数到千位数的增长。然而，经历了势不可挡的爆发期后，当下的互联网医院却普遍遇到了很多难以突破的瓶颈。比如医保卡没有电子化、网上无法实现医保支付、拿药还是要到医院、医生网上诊疗价格偏低等，一些医院正在与社区医院和国药的药房展开合作，摸索新的解决方案。但真正要想解决互联网医院叫好不叫座的尴尬，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疏通堵点，进行更高层次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