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eg大火焚毁了很多属于碳补偿项目的树木,导致这些树木中储存的碳释放到了大气中。
Bootleg大火突出了碳补偿市场的一项缺陷: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自己投资的碳清除项目过了10年之后仍能继续开展呢?更不用提100年之后了。随着气候变化在接下来数十年间引发更多凶猛的大火和长期的干旱,这些碳补偿能否真的成为显著减少碳排放的有效工具呢?
在今年11月于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上,参会国家将对目前最大的碳补偿市场展开讨论。多国政府提出,碳积分、以及可以进行碳积分买卖的全球碳市场,可以帮助他们达成宏伟的碳减排目标。但也有人提出警告称,这样一套体系相当于为发达国家颁发了继续排污的许可证。
我们将分析一个有效的碳市场会是什么模样,以及这样的碳市场会对全世界碳排放造成怎样的影响。
全球市场
经济学家发明了碳市场的概念,通过为遏制碳排放创造金钱激励,达到提高气候目标、降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水平的目的。
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为另一个国家减少或捕捉的碳排放出资,如通过种植森林、安装可再生能源设施等等,就可以把这些减少的碳排放计入本国的气候目标中。这是为了确保每当某个地方有一吨二氧化碳被排放出来,另一个地方就有一吨二氧化碳被捕捉回去。
国家之间可以在全球碳市场上用碳积分进行交易。每一分代表一吨二氧化碳。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交换应当能实现碳排放的“收支平衡”,避免总体排放量进一步增长。但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所有人类活动都要被这一体系覆盖才行。
然而事实证明,建立全球碳市场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近30年来,不断有国家尝试制定健全的规则,但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该领域的第一个全球性项目还要回溯到1997年开始实行的联合国京都议定书。这个碳市场名叫“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从2006年开始运行。在这套机制之下,更富有的国家可以通过在较贫穷的国家出资开发减碳项目、将减少的碳排放算为自己减排目标的一部分,从而使自己的排放量相应减少。
京都议定书还制定了“限额与交易”制度,为各个区域级、国家级和国际级的主要碳排放源设定了允许排放的总量上限,如运输业和能源业等等。2005年,欧盟在限额与交易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全世界首个排放交易体系。20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套体系使得2008至2016年间的碳排放减少了超过10亿吨。
批评家指出,碳补偿相当于为污染者颁发了允许继续排污的许可证。
而另一方面,出于对环境效能、贪污腐败和违反人权等方面的担忧,清洁发展机制则以失败告终。欧洲委员会于2017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欧盟在该机制下开展的碳补偿项目有85%都未能成功减少碳排放。
2015年,190个国家签订了《巴黎协定》,各自设立了减排目标。根据该气候协定中的第六条,各国同意建立一个自愿性质的全球碳市场,希望不再重蹈清洁发展机制的覆辙。
如今据《巴黎协定》的签订已过去了六年,各国仍在就具体规则冥思苦想,离达成共识还差得很远。首脑们希望能在今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就该问题取得一些进展,但在碳市场的设计一事上,各国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
有些人认为,这项争议既有可能成就《巴黎协定》,也有可能破坏《巴黎协定》。“这是各个国家向彼此许下的承诺。”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气候计划研究员辛西娅·列侬指出,“如果他们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巴黎协定》就没那么有分量了。”
如果做法得当,这套交易机制几乎能使全球减排量增加一倍,还能大大降低各国达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所需付出的成本。碳补偿项目可以将资金向较不发达的国家转移,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环境益处,还能为其提供恢复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金钱激励。
但活动家们指出,如果各国无法填补这一过程中的漏洞、或是无法保证碳市场能够真正实现减排,碳市场可能会弊大于利。
缺陷
目前碳市场机制的一大问题在于“碳积分的途径过于宽泛”。许多碳补偿项目还未提出有力的减排保障,就已经得到批准了,要想真正捕获一定量的碳,碳补偿项目必须满足非常严格的条件才行。
例如,旧金山非营利性组织CarbonPlan所做的分析显示,在加州碳补偿项目产生的碳积分中,有2000万至3900万积分都没有转化成相应的减排量。
这些组织的任务是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如果碳积分反而成了允许它们继续污染环境的许可证,难免会引发质疑。许多环保组织都加入了碳补偿市场,比如自然保护协会、东北野生信托会等等。假如这套以资金交换碳补偿的机制从未存在过,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的森林真的受到威胁了吗?如今这套体系“让土地所有者们只需沿用之前的做法,便可获得碳积分,根本不用做什么改变”。
但自然保护协会指出,在有些情况下,森林保护的确可以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使用碳积分,如当对应的资金用于改善森林管理、实现了出色的碳封存效果时。在美国缅因州的圣约翰河森林,自然保护协会曾从造纸公司International Paper手中买下了7.5万公顷的林地。20年来,这里开展的森林采伐一直是该组织在该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通过减少采伐量换取碳积分成功帮助了该组织从森林砍伐向其它收入来源转型。
有些生态系统之间的碳流动很难进行衡量,导致健全的碳补偿机制难以落地。
自1998年来,木材采伐一直是自然保护协会在上圣约翰河森林区域主要的税费与管理费来源。而通过参与森林碳项目,自然保护协会承诺将会改变这种活跃的砍伐行为,使该地区维持较高的碳封存水平。
东北野生信托会也强调了不同森林碳补偿项目之间的区别,有些森林的确面临着过度伐木的风险,有些则不然。环保组织提出的“野生碳计划”只针对“由无人保护、且已经面临着伐木风险的野生环境产生的碳补偿”,科学研究显示,让现有森林继续生长、继续进行碳储存和碳封存,是我们能够采用的最高效、最具性价比的碳捕获与储存机制之一。
国际非营利组织Carbon Market Watch表示,为使碳封存向前更进一步,有些最为严格的碳补偿体系选择根本不发放积分。但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弄清,哪些项目如果没有通过碳补偿获得的资金、就无法实现减排。换句话说,这是为了确保组织不会通过碳补偿计划、将那些无论如何都会实现的减排量拿去售卖。
就算某个项目真的捕获了原计划之外的碳,碳补偿计划也可能由于其它原因流产。就像Bootleg大火一样,这些项目也许无法如预期一样、实现永久性的碳封存。
为了确保这些碳补偿项目能够长期持续下去,人们也做了一些尝试,但从实际来看,我们根本不可能“确保”它们能够持续。巴西五年后或十年后的森林退化率会是多少呢?没人知道。毕竟这个数字近年来一直在大幅波动。使用的基线标准总是对未来的假设,这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新规则
各国正准备在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国会议上就碳市场规则展开重新谈判。而活动家们指出,务必根除任何形式的作弊和腐败。有两个问题争议格外严重:是否允许重复计分?以及在之前的清洁发展机制下获得的剩余积分是否能在新的碳市场上继续沿用。
首先看下重复计分的问题。巴西想用自己出售给其它国家的碳补偿换取碳积分,这就意味着巴西的减排量将被计分两次。例如,假如英国投资了一个亚马逊雨林保护项目,巴西就想把该项目实现的减排量既计入自己的减排目标中、同时也计入英国的减排目标中。
受气候变化影响,森林野火发生的概率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森林碳补偿项目如何能得到保障呢?
巴西、印度等国家都希望能将《京都议定书》时代获得的旧积分在新市场上拿来交易,以保护之前所做投资的价值。但这些减排都是在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使用这些积分无法给大气层带来任何改变,还会妨碍各国的气候目标。
过去清洁发展机制等碳市场存在的人权和环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到目前为止,有许多碳补偿项目“破坏了环境、侵害了人权”。在很多情况下,开发方并未咨询当地社区的意见、获得他们的许可,就贸然开展了这些项目。
智利的奥拓迈坡水电站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该项目对当地人的用水权、食物权和生命权造成了威胁、遭到了当地社区的严重反对,但依然通过了清洁发展机制的认证。在这些漏洞得到填补、制定出更严格的规则之前,建立一个充斥着低价无效的碳补偿的全球碳市场意义并不大。
一些研究员提议建立一个气候缓解举措激励基金,企业和政府都可以向其中注资,这样应当能更有效地减少整体排放量。就算有了健全的规则,各国也不能仅依赖碳补偿来达到自己野心勃勃的气候目标。
如今我们所处的情况已经与巴黎协定刚出台时大不相同。许多国家都提出了净排放为零的目标,这就使我们对建立碳市场的初衷产生了疑问,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还需要采取一些更具变革性的举措。
建立一套全球补偿体系“并不是全球气候行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各国仍应优先考虑出台以减排为目标的国家及地区政策。这将帮助我们实现“2050年前净排放量为零”所需达到的减排量。“各国政府不应只想着怎么从其它国家那里购买碳积分,而是要以减少自己国内的排放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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