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织的网

发表于 3年以前 | 总阅读数：672 次

此前，为和知网“斗争”，赵德馨进行长达6年的准备，收集自1952年以来他个人发表的文章，尤其是被知网等平台收录、但拒付费的例子。

统计显示，知网先后收录他刊发的100多篇文章，官司最后打赢了，获赔70多万元。

在赵德馨鼓励下，妻子周秀鸾也起诉知网，最后获赔近10万元。周秀鸾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现年93岁。

赵德馨、周秀鸾夫妇

“我们不是为了钱，”赵德馨说，“我们夫妇都是正教授，两个女儿和外甥收入都比我们高，我们对吃穿没什么追求，就是争口气！”

对于有关部门依法调查知网，赵德馨教授表示自己获悉后很高兴。他希望充分竞争的市场，能够在以后防止一家独大。

26块钱下载费

决定打官司是从26块钱下载费说起。

赵德馨告诉南风窗，2016年，应出版社要求，他将上世纪90年代其出版的书籍《中国经济史辞典》进行修订，重新出版。

图书修订组由20多位教授、副教授组成，赵德馨需把这本早年出版的书籍下载，然后分发给修订组的20多名成员参考、提建议。

赵德馨就让学生去下载，学生反映，从知网下载一本要26元。“我要用我的书，还要给你26块钱？凭什么？”赵德馨很纳闷：“那本书当时出版时，定价才17.5元！”

后来他想起了十年前的事，就是2006年，知网曾给他寄了合作的合同，约定说知网收录他这本书，让他授权，每次下载会有1.3元左右报酬，同时让他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卡号，方便发放报酬。

知网上关于学位论文稿酬的通告，而这份通告的发布时间是2016年10月

那张银行卡还在使用，但银行流水显示，过去十年间，没有任何一笔款来自知网的报酬。

赵德馨不高兴了。

“你白白拿走我的知识和劳动十年了，一分钱没给我，结果我下载自己的东西，你每本还要我26元？”赵德馨说：“不尊重创造，不尊重劳动。”

赵德馨在互联网检索发现，他自1952年发表文章以来的70年里，共有100多篇文章被知网私自收录。

有些发表文章的刊物，赵德馨也没留存下来。随后，通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档案室，以及武汉大学图书馆、湖北省方志馆等，赵德馨进行一系列原始证据的搜集工作。

赵德馨教授（图源：极目新闻）

涉及联合署名的，赵德馨找对方签名授权打官司。但一些相对年轻或在位的教授，不敢签名。

“不签名的主要有三怕，”赵德馨告诉南风窗：“一怕知网下架他们的文章，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三怕期刊不再发表他们的文章。”

赵德馨介绍，很多期刊和知网有合作，维权期间，他就接到过一些期刊总编的电话，希望他撤诉，不去告知网。

赵德馨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有足够名望，且他已90岁，不需再评职称，所以能把压力顶回去。

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赵德馨不听劝的一个原因，是他感受到知网的强硬和霸道。

“知网特强硬。”赵德馨说，互联网法院规定每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100多篇文章，起诉了20多次，但每批次败诉后，知网每批次都上诉。

这令过程曲折漫长，“如果第一批上诉可以理解，但前面已经有判例了，后面你还每批次都这么做，就是故意折腾人。幸好我骨子硬朗，否则，熬不过他们。”

当然，应对策略也是有的，有的课题是他和妻子周秀鸾一起完成。这样，他就授权周秀鸾去起诉，同步进行，缩短流程。

平均下来，文章索赔的稿酬标准是千字200元。赵德馨的文章很长，因此获赔70多万。

“这里包括律师费和鉴定费等，真正到手就30多万。”赵德馨说。

知识分子为何不言语？

赵德馨夫妇的官司打赢并被媒体关注后，知识界很多人也在反思：知识分子为何不言语？

“面对显失公平，知识分子为什么不站出来？而是靠几个老人站出来？”赵德馨说，如果年轻教师出于各种顾虑而不敢发声，那全国那么多老教授为何不出来说话？关键还是责任心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反思是：知网何以至此？

作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知网自1999年成立并发展至今的23年里，平台主要由知识分子创建、内容由知识分子创造，并最终服务于知识的交流和运转等。

“本来我们是同类人，最后我们内部却产生分化和异化，变成赤裸裸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赵德馨说，“知网低价甚至无偿利用我们的劳动，又高价转卖给了我们。”

在日益做大的知网面前，受制于评职称时担心文章不被收录等因素，对知网存在的诸多不公条款，知识分子大多保持沉默。

赵德馨不希望知网倒掉，他希望它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这个知识平台。

“利用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用户从网站下载文章，也应支付一定的费用。”赵德馨说，但平台获取利润应合乎国家政策，不应出现当前的“两头吃”，甚至暴利，还年年暴涨。

中国知网会员·流量计费标准表

多数人的沉默现象也引发郭兵律师的思考。

郭兵律师同时是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特聘副教授，2021年10月18日，郭兵收到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短信通知称，其投稿论文已通过初评，需要提供论文的查重报告。

由此，引发了他和知网之间的官司。

通过知网平台，郭兵无法获得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服务（通常说的“查重”服务），经向所在学院、学校图书馆等部门了解，他得知知网并不对个人用户开放，学生只有每年毕业论文提交时教务处才向各个学院定额开放中国知网的“查重”服务，教师只能通过学校图书馆并缴纳一定费用后才能获得知网的“查重”服务。

郭兵最后只好向学校图书馆缴纳相应“查重”服务费用后，由图书馆工作人员代为“查重”。

5月14日，郭兵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表示，经历这次“查重”服务后，他认为知网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据他介绍，这主要包括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向个人用户开放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服务、通过明显不合理的合同条款限定单位人员使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服务等，损害其合法权益，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相关规定，他决定起诉知网，以通过诉讼方式进行公益性维权。

目前，法院对此也已受理，开庭时间待定。

在搜集相关证据过程中，郭兵很纳闷，他说：“有的高校或研究机构每年向知网缴纳上千万费用，签订的服务合同很不公平，知网每年更是没有理由地猛涨价，面对这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除无奈采取停用或暂停使用的办法外，为何就不能站出来反对或向监管部门投诉？”

“沉默是不正常的，高校的沉默损失最大是学生。”郭兵说，每年光是毕业论文查重需要，每个学生开支就是好几百块、甚至上千元，这是非常巨大的量。

被平台钳制

“教师必须要做科研，否则职称评不上。”一所高校的教授张斌（化名）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表示，找论文选题，出于对内容和角度是否创新等判断需要，动笔前，老师通常去查询相关论文是否有人写过，进行选题综合研判。

此外，文章写好后，也需通过知网等渠道去查重。

张斌表示，知网就是中国知识基础库，就像个箩筐，几乎收录所有在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覆盖高校、研究机构等领域，门类非常齐全。要做研究，涉及文献、参考、引用等，必须用到它。

中国知网首页

“现在评职称，有高校明确需要提供知网对已发表论文收录的截屏。”张斌说，“没被收录，说明影响力不够。”

此外，在掌握海量文章和数据后，根据大数据分析，知网会根据文章下载率、点击率、引用率等，不断给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起“影响力因子”，借此评判教授论文的质量。

“知识分子需要这个平台发声、扩大影响力，也由此被平台所钳制。”张斌说，大家没有对这种显失不公和年年涨10%及以上的不合理收费进行发声，不是因为大家可以接受，而是因为买单的不是个人，而是机构。

此外，教授发声后可能遭遇文章下架，给自己带来损失。

“这是平台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威胁和报复。”赵德馨说，他们夫妇的官司打赢后，知网就下架了他和妻子的文章，但他们不在乎，“年轻教师就不得不出于现实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有所忌惮。”

“年轻教授支持我这么干（起诉知网），但又害怕自己这么做。”赵德馨说，内心很矛盾，也很纠结。

黄颖（化名）是一所普通高校图书馆副馆长，她告诉南风窗，其所在高校有约2万名大学生，按上级对办学要求，每年人均新增图书4册，2万学生就需新增8万册，每册50-70元不等，费用是400万元至560万元不等。

“每年，光是在知网的投入，我们图书馆就花了100多万元，便于为老师提供学科服务。”黄颖说，“知网很强势，年底合同寄过来，条款都拟好了，几乎是对方说了算，我们没什么话语权。”

从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可以看到，2022年北京语言大学以65.46万元的价格续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这100多万还只是支付给知网的知识库费用，查重系统另外是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负责。”黄颖说，本科生的查重系统在教务处，研究生的则在研究生院，其分开购买，不属图书馆采购范围。

学校的查重系统只在学生毕业论文定稿后，学校负责查询，以此作为论文答辩和发放毕业证的依据。但在此前，学生在初稿、以及每次修改后，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自己进行查重，避免交上不合格的产品导致无法领取毕业证。

“每个大学毕业生由此带来数百元开支，研究生因论文字数多，避免内容重复的压力更大。”黄颖说，查询次数也更多，开支就相对本科生更多些。

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知网的问题通报不久，知网发布公告称，“我们将以此次调查为契机，深刻自省，全面自查，彻底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创新发展模式，承担起中国知识基础设施的社会责任，努力将知网打造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推动学术传播交流，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5月13日，知网发布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