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大家分享几个我的经历，也细细说一下这几次经历中，我获得了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我后来成长、重生重生再重生的前提。
第一件事儿，发生在我读高二那年，1989 年，我 17 岁。 1984 年，我 12 岁的时候，向我的父母要了 10 块钱（那时候的 10 块钱可比今天的 10,000 元贵太多了……），去延边青少年宫参加了个计算机培训班，学会了 BASIC 编程语言。然后就是每年都参加各种竞赛，总是能拿第一。后来一直拿到东三省青少年宫计算机竞赛第一名。
可是到了 17 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吉林省举办计算机竞赛。当时的计算机竞赛是有参赛名额的，那时候不像现在计算机是家家有好几台的东西，全市就没有多少台，于是竞赛是有限额的。有一天，阳光明媚，我坐在操场上看同学们踢球，惬意得很。突然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说，嗯？笑来，这次怎么不去参加竞赛？我说，干嘛不去啊？！他说，名单出来了，我看没有你啊？我很奇怪，就绕过教学楼去看公告板，真的没有我。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班的学生，还有另外两个总是跟我去参加竞赛却永远没有名次的家伙。我有点懵，就去找老师。那时候学校里是没有计算机课程的，倒是有个机房，机房有个管理员，名单就是他定的，那人姓王。王老师不在。但第二天就要出发去长春了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一路走，自然而然就走到了青少年宫，见到我的启蒙老师金老师，他问了我半天，我才放声哭了出来。金老师是个老江湖，几下就弄明白了，把我顶下来的那个同学应该是王老师的亲戚。金老师领着我回了趟家，跟我父母打招呼，然后，回到少年宫，扛了台计算机，带着我坐火车去了长春。到了地方，也参加了比赛，也拿到了成绩，当然还是第一，可没有奖状 —— 因为外地的领队老师们都抗议，说，我们那里也有很多孩子很厉害，但这不是有名额限制麽，所以，你不是正式名额的，就不能拿正式名次…… 那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参加竞赛，我和金老师在长春火车站等返程火车的情形，真的是很凄凉，我永远忘不了。等我们回到延吉，我再去找王老师，发现他已经离职了，移民巴西了。再后来，那次竞赛的前三名，都被保送进清华了。而我，还要接着准备高考……我因此低落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有两三年根本不愿意碰计算机。
所有的安慰其实都是不起作用的。你心里有什么样的苦，首先可能是说不出来的，其次就算是说出来别人也不见得理解，再次，所有的安慰都是完全没用的。
这个经历教会了我一件事儿：
你的苦没人知道。所以，从此坚决不抱怨。
再后来慢慢明白，别人其实也没必要知道。这听起来很惨，但回头看，这是好事儿，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放弃了诉苦。许多年后，读到曾国藩的那句话，“打破牙齿和血吞”，很认同，明白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什么叫“打破牙齿和血吞”啊？这是曾国藩写给他弟弟的信中的一句话，大意是说，你跟人打架，牙齿被打碎了，怎么办呀？不能吐出来，要带着血咽下去，不能让别人看到。
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很少跟人提到这段经历，基本上算是绝口不提。现在偶尔说说，为什么？因为早就没事儿了，早就抗过去了，说出来得到的不再可能是没用的同情了，甚至它已经变成了可以用来讲道理的资本了，所以才可以说出来。
再后来，这都成了我判断人的一个小依据。对于很熟的朋友，偶尔跟我诉诉苦，我都是理解的，会想办法安慰，想办法帮忙。但是若是一个不太熟悉的人抱怨、诉苦，我一般都觉得这种人就算了，不太值得交往，多大点事儿啊？诉苦、抱怨，根源在于“没办法”了麽。但凡有点办法的人，就忙着做事去了，抱怨、诉苦管啥用啊？这就是我的看法。
第二个经历是高考。我很傻，因为被打击了，有一段时间很是厌学，甚至连考大学都觉得没劲了。整天跟社会上的人混，居然也能赚钱，然后就更不想上大学了。父母显然不同意，于是高考的时候，故意有一科目胡搞乱搞，想着这样就必然成绩不够麽。嗯，后来确实不够，但有一科胡搞瞎搞，最终成绩竟然离本科线只差两分，竟然还有专科学院可以去上…… 我当然不会去，欢天喜地地奔入了社会。没两个月我就后悔了，尤其是高中同学开始从全国各地飞来信件，里面洋溢着小朋友离开了家庭的管束带来的喜悦和生活在新环境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的兴奋…… 我觉得我傻了，我还窝在一个小地方，很二。于是，就去报名参加了补习班…… 补习班里都是笨蛋，而且是那种不相信自己是笨蛋的笨蛋。而我也是一个不相信自己是笨蛋的笨蛋，更倒霉的是，我觉得别人都是笨蛋，我也知道剩下的笨蛋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天呐，人间炼狱。我还是想办法调整自己，很快进入状态，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又满血复活了。结果还是出事儿了。
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从医学院辞职，去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理由是未来两个孩子都要上大学，大学老师的工资太惨了（我父亲教英语，收入比不上理工科教授）。然后他就经常不在家，基本上都在苏联（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我父亲大学是俄语专业，毕业后中苏关系就破裂了，亏得他在大学期间辅修英语，否则后来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对口的工作。然后呢，五月份的时候，我母亲就阑尾炎手术了，我弟弟小我五岁，所以就只能我在家里和医院之间跑来跑去。等我父亲从苏联回来，我妈妈已经出院了，没什么事儿了，于是过了几天，父亲又出差了。前脚他走没多久，后脚六月份我也因为阑尾炎手术住院了……你说这事儿寸不寸？当年是 7 月 7、8、9号高考，我是 6 月 26 日做的手术。这里面还有个插曲。我母亲在医学院工作，认识很多大夫。然后大家就出主意说，这个阑尾炎手术是要打麻药的，全麻的话，可能影响记忆力，这高考咋办啊？然后有个大夫说，没事儿，我们可以用半麻方案…… 那大夫确实是全国知名的麻醉专家，我妈妈当然同意。结果呢？我的阑尾位置跟别人不一样，在小腹右侧切开个口子，别人做阑尾炎手术，大夫用手挤一下阑尾就出来了，剪掉，缝针，大约五六分钟手术就能完成；可我呢，挤了好几下，根本没有，于是只能伸手进去找，翻了好久，才搞定，我的手术前后进行了四十多分钟…… 我可是半麻状态啊！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喉咙疼……然后呢？麻药倒是没影响我，巨大的疼痛使得我记忆力大幅度下降……不说了，反正又是有一课考砸了，这次不是故意，是真考砸了，虽然过了重点线，但第一志愿我填的是北大啊，绝对不可能够麽；普通院校我填的是当年最热门的中央财政金融，虽然是普通院校，录取线却比重点线高出二十多分，我呢，还差两分，还是去不了啊…… 我没学上了。后来是延边医学院招生的人，在省里招生的时候，自助餐餐桌上跟其他院校的人做了个交易：我这里有个分数很高的，但志愿是空白的（我重点普通都只填了一所），你们谁进去看的时候拿铅笔涂一下，那你们谁有子弟差个三五分的，给我，我们要…… 我是这样被置换了一下，才有大学读的，当然那个学校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长春大学。专业呢？是我从来没想过要学的，会计。然后，我浑浑噩噩的四年大学生活就开始了。
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什么呢？两件事儿吧：
- 没人害你，你也可能很倒霉。
- 关键时刻，谁都帮不上忙，只能靠自己。
就比如考大学这事儿，爸妈再着急，都得你自己去，谁都没办法。
我有个发小，叫罗永浩。大家都知道，他没上过大学，今天他有很好的成就，大家也都很羡慕。所以，上大学不见得有啥用。不过，当年作为朋友，他对我竟然能考上这件事儿颇为意外，甚至因为这个颇为意外的结果多少有点佩服。这事儿不得不让我多了一点点的反思。
所以，这段经历给我的，更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
失败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差一点成功了。
差一点成功，但没成功，顶多你跟原来的你一样，还是个二货，其实并不怎么丢人，因为人家本来就知道你是那个样子。可实际上你有机会成功，但就差那一点点，所以本来你可以不一样的，但现在就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一定很苦，很苦很苦，但说都没地儿说去，不是你不想诉苦，说实话，真实的情况是，说出来人家也不相信，当然，也没必要相信。
第三个经历是我在新东方的日子。28 岁那年我完成了一个特别大的跨越，就是跑到新东方当老师。为什么说那次跨越特别大呢？当新东方老师，在那个年代里，对我还是比较难的，我应聘就花了好几个月。要先去考试，拿个成绩；再拿着成绩去应聘，正好赶上俞敏洪把北京学校的管理权交给一位新人。导致我的整个应聘过程特别狗血，讲起来全是段子。
那个北京校长是个我永远琢磨不明白的人。他有他的价值观和生活工作方式。现在回头看，当年去面试时候，我也确实不咋滴，长得难看，口语也很差 —— 就算现在，口语也不怎么好。所以，估计他也很无奈，于是他就问我血型啊、星座啊什么的…… 现在回头想，他就是那种不喜欢得罪人的人，他永远不会当面直接拒绝一个人，就好像后来我见过的很多 VC 一样，永远不会直接说，“你这个我不会投的！” 而是说，“哎呀，你这个太高深，我现在实在看不懂，让我再研究一下罢”…… 而当时那我这边呢？对这样的面试结果肯定有着另外一种理解，你想啊，我当时是急迫地需要工作的人，怎么可能把这种聊天理解为友善的呢？当时搞得我恼羞成怒却又不好发作，出来恨不得撞墙。那时候新东方刚开广州和上海的分校，于是我背包去了广州，应聘广州新东方。结果，广州新东方的校长草草地面试我一下之后，就让我回去等着，第二天他就飞回北京出差了。我只能傻等，等了一周，说广州新东方的校长换了，换成谁了呢？换成在北京面试我的那个校长…… 感觉一整个秋天都在被追杀……我晕死。他一看是我，估计也崩溃了，憋了半天，劝我去上海试试，我真恼火了，这次我虽然没发做，但口气也重了一点，告诉他，我们这种人都是出来讨生活的，这种人在过去就叫闯荡江湖的，我们讲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可以跟我们不讲道理。他听了之后愣了一下，就说，那你再回去好好备课。结果没两天，有个老师买了新车，然后出了车祸，突然不能去讲课，需要人顶，于是我就接到他的电话，问我“哎，笑来啊，四级语法你能不能讲”，我想都没想，半秒都没有犹豫，断然回答，“能”。然后大半夜开始备课，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才完事儿而后稍微眯了半小时，出门打车去讲课……第一节课就爆了，课堂结束时，学生鼓掌超过两分钟，甚至还有很多人拍桌子表示兴奋。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的一辈子。
然后我在新东方一口气呆了七年。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英语能力还是很有欠缺的，只不过是考试成绩好，而且那还是被生活逼的。我进新东方的原因不是为了出国。在新东方有大量比我年轻、比我优秀的老师，他们中相当一部分甚至是这样：正在大学读研究生，甚至更小，还在读本科；他们来新东方，是为了自己出国做准备，他们英语好、口才好，就可以把新东方当作跳板，赚足学费，然后就去美国继续深造。我呢？我是为了拿一个相对稳定而丰厚的薪水，因为我老爸在老家住院，我需要赚钱抢命。
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动力可能更足。2001 年夏天，我来到北京，在三环边上，双榆树那片租了个房子，整天不出门，准备 TOEFL/GRE 考试。冰箱里塞满，可以吃一周，于是就一周不出门。那时候不叫学习，叫干活。电话关掉，因为总有朋友来电话问，“笑来，干嘛呢？” 当时我还没有今天这个觉悟，他们这么问，我只能告诉他们自己在学英语，他们当然不理解，我自己呢，甚至也觉得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人家说自己再学习，挺不好意思的…… 所以电话干脆关掉。你看，当年的我也很二。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干活，累了就站在阳台上抽颗烟，从十几楼放眼往下去，人如蝼蚁。偶尔需要到楼下的超市买写东西上来填满冰箱，下楼，一出门，感觉每个人都很大，很大很大，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我是这样，才在四个月里拿下高分，去应聘的。所以，你想想，面试我的时候，问我星座问我血型，我得多生气？
但，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比较成熟了，按照今天的说法，已经是在重生的节点上的人了，不是吗？所以我当时做的最明智的决定是，虽然我讨厌这个人，但我绝对不会让他成为我前行之路上的障碍。所以，我避开他从北京去了广州，他“追杀”到广州的时候，我又避开他从广州回到北京重新应聘，我要达成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跟人家生气、赌气。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年后，我再回头看，发现人家也确实没做错什么，当年的我确实也不怎么样，确实需要努力，也确实需要有机会努力才可以。所以，亏得当时我决定“不去恨那个人，而是做自己的事儿”，否则，那该是多丢人的结果啊？而且，若是我当时被情绪左右，被表象迷惑，多年后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因此吃了大亏，不是吗？
许多年后，我一直觉得那段经历是我幸运的起点之一，因为我后来的淡定的性格，几乎真的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情绪的鸿沟，只要真正跨越一次，就真的不可逆了，因为你已经明白一个道理，情绪与目标无关，相对于“达成目标”只有行动才是相关事件。
在这几个过程中，帮我渡过，或者准确地说，抗过那些艰苦的，是这么几个观念：
- 没人知道你的苦。所以，坚决不要抱怨。
- 没人害你，你也可能很倒霉。
- 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差一点成功了。
- 关键时刻，不要掉链子，没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
- 情绪这东西，百无一用，行动才是必须的。